按:1998年赵县县委召开党史工作座谈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程毅,与曾在赵县战斗和工作过的10余位老同志一起参加了为期七天的会议。程毅(1925—2010年)赵县西杨村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曾任赵元宁联合县二区、四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高邑县三区区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他是北京市公安交通局创始人之一,任职期间,率先引进“火花”电子监控系统,最先在国内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管理交通。海湾战争爆发前,他破例亲自给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出具了国际驾驶证明,使其得以驾车跨越火线,客观采访了交战双方。程毅在这次党史座谈会上,满含热泪回忆了他的爱人——高邑县三区原妇联会主任、著名英烈于胜珍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事迹。本篇就是根据当时的记录并参考刘风岐提供的一些资料整理成文的。
于胜珍(1927—1946.9.5),女,河北省赵县停住头村人,1927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6岁参加革命活动,17岁入党并担任了本村妇救会主任,19岁任高邑县三区妇联主任。在高邑县马村蹲点搞土改时,不幸被元氏还乡团抓走。她面对屠刀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史诗。
人小志大 渴求革命
座落在赵县城东南五华里的停住头村,是赵县革命活动的发祥地之一。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基层组织,就在这里扎下根子,党的地下活动十分活跃,素有“小延安”之称。于胜珍同志就诞生在这个红色的村庄里。
于胜珍的父亲于花苗,号老固,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母亲马成姐是个贤惠的农家妇女。于胜珍个子高挑,身形瘦削,留着齐耳短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她共有三个哥哥,自己既是老小又是独女。大哥于青来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曾任中共赵县县委书记,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经常跟她讲述革命道理。二哥身体虽然一直不太好,但仍经常替党的地下组织放哨送信。三哥于廷来,也很早就参加了抗日工作。1937年,大哥要离家到延安学习,临行前对于胜珍说:“等我回来,你也就长大了,咱们一起跟党干革命。”胜珍含泪点头,默记心中。在革命家庭的熏陶下,于胜珍向往光明,渴求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华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怒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不屈的停住头人民,奋起反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1942年,不满15岁的于胜珍积极配合本村抗联主任于敬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挖地道。父亲死活不让她夜里出门活动,还把院门上了锁。父亲说:“一个闺女家,别瞎掺和男人的事。”怕父母阻拦,她常在老人入睡之后,爬梯越墙参加抗日活动,被抗联誉为“挖地道模范”。
1943年,16岁的于胜珍一边在抗日高小读书,一边积极参加本村的工作。她发动和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深入农户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1944年,经周书锦同志介绍,17岁的于胜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本村妇救会主任。在此之后,她更加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每晚上都在开明人士屈润芳(著名作家铁凝的爷爷)家举办文化夜校。组织妇女识字学文化,宣传抗日主张,带头演唱抗日歌曲,鼓励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于胜珍同志对工作对人民满腔热情,大胆泼辣,在村里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调到赵元宁联合县四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昼伏夜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上级为了进一步开辟敌后根据地,决定选派几位干部到紧靠京汉铁路的赵元宁联合县元氏区开展工作。这个地方敌人活动频繁,工作十分艰险。可是,于胜珍同志为了革命利益,早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她坚决服从命令,愉快地接受任务。到了那里,就立即开展工作。
志同道合 共赴革命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于胜珍同志被调到高邑县三区任区妇联会主任。在高邑城北槐河两岸村庄积极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当时,元氏县城尚未解放,附近几个县的原日伪汉奸、国民党残余以及逃亡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聚集在元氏县城,组织了还乡团,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常常夜间出动潜入附近村庄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于胜珍同志所在的高邑县三区紧靠元氏,是敌人袭击的重点。在区长程毅同志领导下,于胜珍团结全区干部群众与敌人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他们遵照上级指示,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并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和不法地富分子,组织起了各村民兵武装,以保卫胜利果实。因此,被元氏还乡团匪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残酷的斗争中,于胜珍同志毫不畏惧,一心为革命。反奸清霸,她积极带头,土改平分,她一马当先,与敌人进行着面对面的斗争。
1946年春节,于胜珍经人介绍,与区长程毅同志结婚。两人是老战友,几年前,程毅同志在赵县四区任抗联主任时,就常到于胜珍的家乡停住头村活动,他们彼此了解,婚后情投意合,感情融洽。在激烈的斗争环境中,他们经常分头下乡开展工作,很少在一起团聚。对此,于胜珍同志毫无怨言,她对程毅同志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陪你好好过日子。
热血忠魂 视死如归
1946年秋,在清匪反霸、土改运动高潮中,于胜珍同志和区民政助理员马平芳同志一起到马村蹲点。9月3日晚,发生了还乡团袭击马村事件。
这天夜里,寒风阵阵,淫雨霏霏。半夜,三十多名还乡团匪徒摸进马村村里。村民兵班长马胜科常到元氏城卖西瓜,被敌人暗中收买,为敌人做内应,要抓捕于胜珍同志,并妄图通过她抓住其爱人区长程毅同志。敌人在马胜科带领下首先冲向武委会,几位民兵寡不敌众被敌人绑架,武器被抢走,并杀害了区民政助理员马平芳,进而包围了农会。当晚,于胜珍同志和村妇联主任张桂芝及其5岁的儿子住在农会。叛徒马胜科佯称“区里召开紧急会议”骗开屋门,闯入屋内,起来开门的张桂芝同志被匪首吴登勾连砍三刀,倒在血泊中。敌人又惨无人道地刺死了她5岁的儿子。于胜珍同志立即去拿手榴弹,只差一步距离,敌人用刺刀将她腿部刺伤。她不甘被伏,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起来。匪徒砍断了她一只胳膊,并将她绳捆索绑,肆意毒打。于胜珍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敌人逼问她程毅和其他干部当晚住在哪里?于胜珍咬紧牙关,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把她带走继续审问,于胜珍担心同志们来救她会中敌人的圈套,于是就拼命挣扎,大声呼喊,死也不走。她的头发被一缕缕揪下来。灭绝人性的还乡团匪徒找来一根铁丝,穿透她的两只乳房,残忍地把她拉走了,身后一步一个血印……
敌人把于胜珍同志拉到元氏城附近的里仁庄,继续逼她给程毅写劝降信。于胜珍大义凛然地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共产党员绝不会低头!一定会有人给我报仇的!”说完,一口唾沫狠狠地唾在敌人头目的脸上,并高声喊道:“顶大就是死,怕死不革命!”敌人想通过她抓获程毅的阴谋破产了,决定将她处死。
第二天夜里,敌人把于胜珍同志带到村西南角一间小房里。动手前,敌人给她几分钟时间考虑,她当即回答:“不用考虑,我早就考虑好了!”敌人头目一挥手,刽子手们一涌而上,像吃人野兽一样,惨无人道地割掉了她两个乳房,又一块一块割她身上的肉……残暴的敌人将她的心脏和肝脏作为下酒菜饮酒作乐。江山呜咽,大地悲鸣。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于胜珍,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刘胡兰式的女英烈,在革命即将胜利的黎明时刻,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时年仅仅19岁。
第二年冬天,元氏城解放,叛徒马胜科以及残杀于胜珍烈士的凶手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被政府镇压,偿还了这笔血债。
于胜珍的老乡、著名作家铁凝在长篇小说《笨花》中,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女青年革命者取灯的形象,她聪明、美丽、大方,受过先进的学堂教育,具有超出一般人的开阔的视野。她受时代精神的感召,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念。她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由一名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然而,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一天黄昏,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日寇残杀。这取灯的原型分明就是于胜珍。
取灯,是赵县方言,指的是火柴。火柴是什么?是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这一星火种,便可燃起铺天盖地的大火。可以说,取灯就是革命的种子。将于胜珍的形象、经历与取灯的形象、经历对比,可以看出,她们二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特别可爱,都受到过先进的学堂教育,都是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抗日工作,都是一步步地成长为革命干部。并且,正值青春年华的她们最终都是为革命而壮烈牺牲。在她们的经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们都曾于抗日夜校中授课。在《笨花》中的笨花村,抗日夜校开办于向文成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停住头村,抗日夜校开办于屈润芳家。屈润芳是铁凝的祖父。据《赵县志》载:屈润芳(1898—1962),赵县停住头村人。医生,社会活动家,赵县国(民)共(产)两党创建人之一,赵县新医学科学及国民教育奠基人之一。自幼随父母居住外地,回乡后入私塾学习,后自修中医,成为当地名医和知名文化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曾任赵县抗日政府参议员,停住头村抗日村公所教育兼粮秣委员,对征公粮、挖地道、做军鞋、掩护干部、开展大生产运动,他都不遗余力。他还腾出自家房屋办起了一所抗日学校,自任校长和政治、历史、地理教员,动员贫苦子弟入学,为抗日工作输送文化干部。此后,他家多次遭日伪军抢劫、焚烧,地道几遭破坏,家人安全无保障,但始终未能动摇他的抗日斗志。将向文成与屈润芳对比之后,可知向文成的原型就是屈润芳。那么,通过取灯与于胜珍的比较,可知取灯的原型分明就是于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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