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乡亲武佩珍烈士

2018年的9月30日——中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上午9时年近80岁的我，骑了一个小时自行车赶到赵县光荣院，去看望我的“嫂娘”——103岁的张月娥。张月娥是我父亲的亲密战友武佩珍烈士的遗孀，按乡亲辈我应叫她嫂子。但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由于她男人和我父亲从事抗日活动的缘故，她抱着她的女儿、我娘抱着我一块儿东躲西藏，两位母亲奶着我们两个幼小的生灵。那时我们有奶就是娘，躲藏中只要我们一哭，就有奶头塞进我们嘴里。我有时吃她的奶，她女儿有时也吃我娘的奶。由于这层关系，在我娘去世之后，张月娥100岁生日时，我流着热泪对她说：“今后您就是我的娘！”

在我上小学之后，我父亲和张月娥就经常给我讲武佩珍烈士英勇不屈、舍生取义的生动故事。

武佩珍烈士遗像

武佩珍生于1919年，牺牲于1943年。我们村现在称作赵县高村乡北王村，他们家住在武家街，我们住在贾家街，中间有一道南北街相连，虽是两道街，其实也不过二几百米，我在四五岁 时，就经常自个跑到他们家找他们女儿玩耍。武佩珍由赵县简易师范毕业之后，1937年底由其小学启蒙老师张子厚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1938年正月，他与我父亲一起创建了北王村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我父亲任组委。他们先后秘密发展张老会、秦老力、刘老华、武同林等十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佩珍还通过亲戚关系先后协助建立了南王村和高村的基层党组织。

国民党十三支队司令侯如墉也是我们村人，侯家住在前街，家大业大，而且家中常年驻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护宅队，村中还有他们的多名“眼线”。因此我党在北王村的活动十分危险，而武佩珍就是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的。

1939年11月，我们这一带建立起了抗日县政府，随后组建了抗日武装——县大队。大队初建时，仅有从晋县游击队借来的七支大枪，要扩建抗日武装，就必须要解决武器问题。县区委领导想到了侯家护宅队的几十支快枪，但护宅队戒备森严，要搞到人家的枪支绝非易事，于是县区委领导找到武佩珍让他想办法。其实在此之前，武佩珍早就把一位护宅队队员和一位侯家的长工秘密发展为我党党员，以掌握侯家的动静。侯家护宅队每晚只留一位队员在房顶上值班，其余队员都把枪支靠在一起，回屋睡大觉。一天晚上轮到这位我地下党员值班，等后半夜护宅队队员睡熟之后，以击掌为号，武佩珍领着七八位县大队战士蹑手蹑脚迂回到护宅队藏枪的屋里，把几十支快枪全部运了出来，然后把值班的地下党员绑起来，并在嘴里塞上毛巾。第二天早上，护宅队发觉枪支被盗，值班的那位队员谎称为宁晋李小贞土匪所为。因李小贞有日本人撑腰，侯如墉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1年3月，武佩珍化名卜易之到西封斯、马平、北王里一带开辟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先是任赵元宁联合县五区助理员，1943年区长冀辉牺牲后，武佩珍临危受命接任区长职务。9月，他深入日伪警备大队长郭炭块的老巢段村开展工作，被伪大乡长发现并向段村岗楼上的伪军告密。伪军班长指派三名伪军前去抓捕，武佩珍发觉后迅速向村外方向飞奔。伪军仗着人多，边追边喊：“捉活的！”当武佩珍跳墙时，掩腰单裤裤腰开了，裤腿让伪军抓住，被拽了下来。武佩珍出身武术世家，平时三几个人并不是他的对手，不巧当时正逢他患痢疾，身体虚弱，又被裤子缠住了腿脚，加之进村时为防盘查搜身，把手枪文件一起藏到了井洞里，因此，虽经一番苦斗，最终还 是被伪军抓捕。武佩珍被押到伪军岗楼之后，他即开始做伪军的思想工作，讲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伪军也是贫苦农民出身，经他三个多小时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答应放他走，遂派人把伪大乡长找来商量。大乡长是郭炭块的亲信，不仅不同意放人，还坚持要立即向伪县警备大队报告，伪军班长不敢自专，接警备大队电话后，只好把武佩珍送到了县城，后来又被押往有重兵把守的宁晋监狱。

武佩珍被关押在宁晋监狱一座大牢房里，当时，牢房已关有十大几人，这些人多数为“政治犯”，其中有三人是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盗窃犯”，一人还是著名的“飞贼”。经过一段互相了解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宁晋县大队的郭丑子(即《平原烈火》中的周铁汉，宁晋南马庄人)任支部书记，武佩珍等任支委。在临时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住了特殊环境下的考验。

武佩珍被捕后，其父爱子心切，将仅有的六亩水浇地了卖了三十块大洋，想通过关系把儿子买出来。后经一位在伪军李小贞部当文书的远亲周旋，敌人表示可以放人，但必须说出赵元宁县领导人的活动情况，并交出第五区干部名单。老人是个明白人，当场予以拒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敌人最后答应只要在悔过书上签字就可以放人，老人表示可以与儿子商量商量。为此，敌人安排了他们父子见面。老人把敌人的意思，以及听人说县委刘济舟书记被家里花钱买出去的消息对儿子讲了之后，武佩珍对父亲说：“爹，那个字是不能签的，自古忠孝难两全，儿子为国尽忠就要与陈翕儒县长一样坚持到底，今后恐不能在您跟前尽孝了，就请您原谅儿子吧！”说完给父亲磕了个头。敌人见状，慌忙把武佩珍押回了牢房。

转眼到了中秋节，一位难友在放风时捡到一枚铁钉，试着划了一下牢房的砖墙缝，发现墙缝中的石灰能慢慢划下来。郭丑子灵机一动，脑海中产生了用这枚铁钉挖墙越狱的念头。经临时支部与同室难友们暗中商量，都表示与其等死，不如一搏冒险挖墙越狱。后半夜，敌人巡查较松，党支部组织难友轮流放哨和挖墙，黎明再把挖下的砖一块一块的照原样垒好，白天难友们用脊背靠在上面，不让敌人看出破绽。过了两个晚上，终于把二尺多厚的卧砖墙挖了个洞。当时正值农历八月中下旬，秋高气爽，透过洞一望，后半夜的月光如同白昼。此时越狱极易被敌人发觉，另外对狱外情况一无所知，就是钻出去仍无逃生的把握。经党支部商量决定等到二十八九再行动，趁这七八天时间与狱外取得联系，摸清狱外住户及城区布防情况。

狱中一难友的“干娘”(实际是亲娘)，不时通过当狱警的娘家侄儿关系给这位难友送些吃食，党支部决定利用老太太送食物的机会，与狱外党组织联系。一天，这位“干娘”又来了，那“干儿子”难友接过用布包着的干粮，顺手把郭丑子写的一张字条包进布里交给了“干娘”。这位老太太早与党组织有联系，回家发现纸条后，立即转交给了宁晋城内地下党组织。两天后，夹在干粮里的狱外党组织的回信，被老太太带入狱中，从而使监狱临时党支部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也逐渐掌握了外面情况，并设定了联络暗号，为下一步成功越狱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保障。

敌人对这批“政治犯”虽软硬兼施，但始终未能搞出想要的口供来，狡猾的敌人开始怀疑狱中有人组织和操纵，因此，除对这座牢房更加严密监控外，对这些难友也更为残暴，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企图找出“主谋”。鉴此，为保证越狱成功，武佩珍自动承担起“组织者”的角色，故意不经意露些破绽，且又躲躲闪闪，一会儿叫这个过去，一会儿又喊那个过来，难友们见状心领神会，虽心中不忍，但也只好假戏真做予以配合了。两天下来，敌人开始信以为真，拉出武佩珍严刑拷打，武佩珍对敌人破口大骂，并声言自己不仅是五区区长，而且还是县委组织部长，全县干部党员的名单全掌握。敌人如获至宝，经请示邢台日军，当天即把武佩珍解往邢台日军监狱。难友们不见武佩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只能强忍悲痛继续演“戏”。难友们个个装得比以前“老实”多了，与敌人巧妙周旋，以拖延时日等待越狱。敌人认为押走武佩珍是“擒贼先擒王”的“高招”，暗自窃喜，监控慢慢松了下来，晚上又不来查牢房了。

到了二十九日后半夜，先由“飞贼”从墙洞钻出到一农户院里，熟练地拨开农户屋门，安慰农户不要惊慌并说明来意。为不使农户受牵连，经与这家主人商量，遂将其全家捆在方桌腿上，并用布塞住嘴，随后二十几人全都钻了出来。一行人轻手轻脚出了农户院门，见不远处有一黑影并轻轻击了三下掌，知道是自己人前来引路，随之郭丑子也击掌三下，然后众人跟着来人穿过小街背巷，由一斜坡爬上城墙，“飞贼”让大伙脱掉衣裳并接到一起，由他在城墙上拉住一头，众人顺着这条衣裳连成的绳子先后滑下三四丈高的城墙，最后“飞贼”也轻轻跳了下来，众人这才松了口气，不由得想起武佩珍，不约而同地回头凝注监狱方向站了片刻，然后互道珍重，各自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解放后，著名作家徐光耀把这一成功越狱事件，稍加润色，作为一个章节，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之中，以缅怀先烈、激励教育后人。

武佩珍作为要犯，后来又被押往石门集中营(石家庄南兵营)关押。当年冬天，我内线传出消息，由于武佩珍坚贞不屈，被日寇与霍乱病人一起投入焚尸炉中活活烧死。一代英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然而他的高大形象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武佩珍就义之后，他的家庭父承子志、妻继夫业，全家都投入了到抗日洪流之中。其父武永幸是位著名正骨医生，他不仅经常义务给抗日战士和贫苦农民正骨疗伤，而且还把祖传的刀枪药秘方无偿献给了抗日部队。老人医德医术享誉半个赵县，好人长寿，他在90岁时无疾而终。在武佩珍牺牲的1943年的年底，他27岁的妻子张月娥擦干眼泪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秘密到我赵元宁县二区妇救会工作，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动情地说：“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党叫干啥就干啥，以丈夫为榜样，奋斗到底！”两个月之后，她担任了妇救会副主任，与主任赵克芳一起深入各村，发动妇女将丈夫和儿子送往抗日战场，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支援前方抗日。

1952年，张月娥的小叔子、家中的顶梁柱突患疾病英年早逝，弟媳搂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终日以泪洗面，公婆遭遇连丧两子的打击，卧床不起，家庭重担都压在了张月娥身上，使她不得不辞去公职回家侍候公婆，并担任村妇联主任。她跪在公婆床前说：“爹，娘，你们的儿子走了，还有我呢，我就是二老的亲闺女啊！最苦再累我也要让二老安度晚年，养大弟弟的四个孩子，让她们个个有出息！”

贾国锁到光荣院看望张月娥

张月娥51岁那年，她的宝贝女儿不幸患病去世，此后她强忍悲痛一把屎一把尿，终将外孙抚养成人。在她的教育下，外孙成长进步很快，刚到18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就在张月娥88岁那年，相依为命的外孙竟然遭遇车祸而亡。人生最大悲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张月娥想到入党时的誓词，再次擦干了眼泪，主动请缨担任了村里的民调委员，为乡亲们排难解纷。她享有极高的威信，曾连续两届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在她99岁时，经乡村干部反复劝说，才同意住进县光荣院，安度晚年。她开朗豁达，虽已过百岁高龄，但仍然行动自如、思维敏捷，经常向人们讲述革命故事，有时还哼上几句抗日歌曲。